但是这些人还没有抵达海岸，东南最大的两个市舶司城市——广州和泉州也已经爆发了剧烈瘟疫，几天内就死亡数百上千，疫患多达万人。
此前，这几个海港州城已经出现过霍乱，但因为染疫的人不多，便以常规的吐泻霍乱禀报朝廷。之后，因为朝廷通报了扬州爆发剧烈霍乱，这些官府都加强了防范。但是，因为扬州对霍乱疫病没有确诊，而且疫源调查还没有确论，其他出现霍乱的海港州都没有想到——疫源是从海上来！当时只严令药铺医馆发现有吐泻病人立即上报，并且只对入港商船和渔船进行吐泻症状的检查，没有做出封锁港口的措施：封港的损失太大了，没有充分确凿的理由，官府不敢擅行此举。
二月初六，两艘大唐海船从天竺惶惶逃到东海都护府唐州港，收商税的官员从神情慌乱的船员口中得知天竺海港已经爆发了瘟疫，到处在死人，这些商船都是停港后发现情况不妙又匆匆起锚逃过来的。而在此前，已经有不知多少载了携疫者的商船进入南洋国家和大唐海港。
更没有人想到入港的海鲜也有可能携带瘟疫。
在沈清猗的验证出来之前，谁会想到虾类也会带疫呢？或者还不止虾类。
而在唐州、广州、泉州这些海港城，富人们每日享用海鲜那是很正常的事，达官贵人聚宴也是很正常的事，哪里会想到进入他们口中的海鲜脍有可能吃出霍乱呢？
当霍乱在民间因为携疫者而大爆发的时候，广州和泉州的官员也不幸的撞上了“霍乱虾”或“霍乱扇贝”，在宴会上染疫，几十名官员感染霍乱，包括泉州刺史。因为当地官府没有在第一时间反应，也造成了瘟疫的失控。
在东海都护府、广州、泉州大乱时，南洋的锡兰、暹罗、真腊、林邑、三佛齐、渤泥等国和东洋的扶桑、新罗的港口城市也都爆发了霍乱。包括山东道的市舶司海港密州也受到了波及。
而到二月初九，长安才收到靖安司南方局呈送的天竺瘟疫扩散的情报。
距离的遥远使得情报出现了滞后，而靖安司只向皇帝奏报的制度也让南方沿海官府没有能够近距离得到这份情报，以便提前采取措施和决断。
总之，一切的偶然和必然造成了长治三十二年东南瘟疫的大爆发。
……
当东海都护府、广州、泉州的疫情先后奏到长安，已经是二月中下旬了。
泉州的奏报最先抵达京城，圣人立即召太子、政事堂宰执并太医令丞紫宸殿议事，商议紧急措置。
宰执们都是能承重的，敏锐而果决，当机立断：
“须得立即下旨封锁港口！”
“不仅是泉州，所有临海港口都必须封港！”
“所有海船运入的海鲜都得查禁，不经检疫不得放行！”
“泉州刺史染疫，别驾仅为副职，官低且出身寒门，封锁四城，恐怕也压不住城中的世家；况泉州民风悍勇，若无威望之人坐镇，严禁城中不出，诸民惶惧之下，恐生民变。须得令福建布政使房知温坐镇泉州。”
福建道的道治是福州，布政使衙门当然是在福州，在泉州官府无首的惶乱局面下，调从三品的布政使大员过去，自然能稳定民心。
太子李翊江坐在丹墀下方的软榻上，一袭宽大的浅黄七团窠龙袍掩着他羸弱的身躯，团龙的刺金色衬得他的脸色苍白无华，却无损那清贵儒雅的气质。他一直没发言，这会却开口说道：
“即使调房知温过去，恐怕也压不住城中某些人。须得再下一道旨令，任何人胆敢违令出城，不论官职身份，立斩不赦。”
太子的声音一如他的人，温润宽和，但这句话里蕴含的坚决之意却是让殿中几位甲姓宰执都陡生一分寒栗。
泉州是东南大港，各世家都遣有无官身的子弟在那边营事海贸，如今瘟疫一起，哪家权贵子弟不想逃离危险之地？殿中五位世家宰执中就有四位的家中有子弟在泉州。
福建道布政使房知温是乙姓世家临淄房氏的家主，与清河崔氏、琅琊王氏都交好，还与吴郡张氏有姻亲，能够不顾忌甲姓世家，并且不徇私情？
太子不认为房知温能如沈纶镇住扬州城般威慑泉州上下，那就需要朝廷给他一柄刀。
如果有了这柄刀，房知温还压不住泉州城，那就是他的能力或担当不足，再撤再贬都不需犹豫。
太子又说道：“鉴于泉州封城不及时，并应下令邻近诸州，凡是从泉州逃出的车船，一律扣押隔离。”他声音温和中带着不容置疑，“总之，不能让霍乱过了江北。”
尚书令魏重润道：“太子殿下所言甚是。”
门下左卿邵崇廉也道：“臣附议。”
政事堂如今有七位宰执，除了李毓祯这位尚书右仆射不在外，其余六位都在殿上，而这六位中，只有魏重润、邵崇廉出身寒门，没有子弟经商在泉州，自是对太子的意见坚定支持。
裴昶、崔希真四人难道能说反对？心里均庆幸道：好在扬州的奏报上来了，霍乱已经有治方。
圣人开口，“中书按此拟旨福建道。”
中书舍人立即提笔濡墨，跽坐在书案后刷刷起草诏书。
圣人又吩咐，“即刻令胡汝邻、常焘率扬州部分医家南下，同时有请道门的道师医师继续南下支援；令邻近道州的医官局，甄选本地良医随同支援，具体从哪些州调，由太医署确定，政事堂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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