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北方正值寒冬,朱高炽瞅准时机,命人向城墙浇水,一夜过后,城墙便变成了冰墙。南军久攻不下北平城,本就士气不振,现在面对这一堵冰城墙,更是没了攻城的信心。
城破在即,燕王率大军及时来援,这才挽回局势。
虽然李景隆犹疑不决,屡屡失去攻城良机,但是城内只有一万守军,随着南军的持续攻城,守城人数不断减少,甚至燕王府中家丁妇孺都上城应战。
形势一度十分危急,在南军的猛攻下丽正门、顺城门、彰义门都险些被攻破,燕军拼死抵抗,艰难守住城门。此时如果朱棣还不能率援军来救,北平城恐怕就守不住了。好在朱棣成功从宁王处“借到”八万兵马,率领十几万军队出现在北平城下。
李景隆本就不具备帅才,只是承袭父荫明朝开国大将李文忠的公爵,才让他领兵。反观朱棣,多次深入大漠,对北元作战,实战经验丰富。李景隆也深知自己领兵才能不及朱棣,将心不稳,兵士便成一盘散沙。燕军得新胜,兵强马壮,再加上守住了北平,士气如虹。
因李景隆和朱棣是旧识,年轻的时候经常在一起玩,建文帝虽任用李景隆为大将,但是心中仍存疑虑,不敢过分放权,经常下诏远程指挥战斗。战机往往稍纵即逝,将在外还要受君命限制,用兵显然就跟不上战场节奏的变化。
燕王及时“借兵”回援,也是个好主意。
两军决战,燕军虽然人数处于劣势,但朱棣带头冲锋,燕军个个以一当十,杀的南军节节败退。混战中,李景隆中箭负伤,引残部败退。最终,燕军不可思议的获得了北平守卫战的胜利。
这一战是朱棣孤注一掷的一战,是他起兵路上最险的一战,在军事史上也是以少胜多的经典案例。自从北平守卫战后,南北两军的主动性就发生了转变,北军由防御转换为向南进攻,南军则转入了防御阶段。
在建文帝这边,同样是削藩,相比汉武帝的“推恩令”,兵不血刃就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具有极高的政治智慧。而建文帝选择的是直接对藩王下手,不是杀就是贬,逼得藩王无路可走,只能起兵反叛。
一南一北两位君王,在临大事做关键决策的时候,所选择的不同路线,可能冥冥之中就决定了最后的结局。
在这场持续三年之久的战争中,建文朝廷虽然屡战屡败,但依靠雄厚的人力物力,大部分时间内依然将燕王所控制的区域死死压缩在北平一地。最终朱棣不堪长期的战争消耗,决心孤注一掷直捣京师南京。这次千里南下的“斩首行动”固然可视作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但因此也有很多人认为朱棣的胜利完全是一场意外。
对于朱允炆的失败原因,有认为他削藩顺序不合理的,有认为他身边文臣瞎指挥的,有认为他本人过于仁慈的,更有认为朝廷之中内奸太多的。但是依笔者看来,靖难战争是以代表江南地主利益的文官集团,和宗室亲王、勋贵武臣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在明初兵权掌握在宗室和勋贵手上的实际情况来看,建文朝堂的失败是必然的,是不以人力为转移的。
如果把建文朝廷上的势力做个划分,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藩王势力,以燕王朱棣、周王朱橚、楚王朱桢等太祖诸子为代表。
其二是武勋势力,以曹国公李景隆、魏国公徐辉祖、长兴侯耿炳文以及云南沐家等为代表。
其三是文官势力,以朱允炆的皇太孙东宫班底黄子澄、齐泰、方孝孺等为代表。
经过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李善长案,和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蓝玉案的清洗,明初的开国武勋集团已经所剩无几。其空缺出来的兵权,基本都被分封各地的太祖系亲王瓜分完毕。
明初的外部环境并不安定,直到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捕鱼儿海之战过后,北元王庭对于明代的威胁才算基本解除。此前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明军南征北战,十分的忙碌,整个朝廷也是以军事为先,文官们地位并不高。朱允炆被册封为皇太孙之后,朱元璋有意识地提高文官们在朝堂上的话语权,也是为了皇位顺利交接做准备。
在皇太孙的东宫班底之中,方孝孺是浙江宁海人,黄子澄是江西分宜人,齐泰是直隶溧水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根据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明代第二次人口普查的结果,直隶、浙江和江西三地的人口总数约两千七百万,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换句话说,南方诸省是大明王朝的基本盘,三地的地主阶级更是遭老朱薅羊毛的主力。而且南方地主认为自己贡献大那么大,政治地位却不能相匹配,比如朱元璋那句着名的“苏松江浙人勿得任户部”。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闰五月朱元璋驾崩后,皇太孙朱允炆即位,代表江南大地主阶层利益的文官集团迅速掌握了朝廷权力。出于自身的阶级诉求,他们迫不及待地对太祖成法进行改革,将损害他们利益的制度全部废除:
甲子,均江、浙田赋,诏曰:“国家有惟正之供,江浙赋独重。而苏、松官田悉准私税,用惩一时,岂可为定则?今悉与减免,亩毋逾一斗。苏、松人仍得官户部。”—《明史卷四·本纪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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